作家央珍:藏地女性与我的文学

今天,她的小说创作已经没有以往多,但是听她讲述过去的创作历程和对藏族女性及女性文学的认识,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索穷:央珍啦您好,咱们差不多算是同龄人,我关注您的作品也很早,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小说为何不同于同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视野和手法?您的作品对西藏女性多有关注,这是为什么?

央珍:当时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中国,西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喜欢文学的,几乎人人都看《百年孤独》,我也看过,让我非常震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于是很快就出现了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的主要作家是进藏大学生,或者幼年生活在内地的汉藏结合家庭的孩子。我想,他们对西藏肯定是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发现西藏的一切和他们曾经的生活差别那么大,会感到震惊和好奇,进而产生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幻想,再加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素养和才华,于是就产生了这批作家。他们当中,写得最好最有才华的是扎西达娃。他的作品,当时一发表出来,我们都是争先恐后地看,每篇都让我们惊奇。

而我呢,从小生在拉萨长在拉萨,拉萨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活在熟视无睹的环境中,习以为常,无从产生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说,我曾经在北京读书四年,那里的人对西藏是那么的陌生和不了解,经常问我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好像我来自另一个星球,那么我就应该把西藏的生活尽量客观真实地介绍出去,所以,如何相对客观真实地反映故乡,自然就成为我的写作目标。

还有,我是女人,当然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西藏的历史和文学中,妇女的形象是非常单薄和被忽略的,但是事实上妇女的生活空间是很大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很多的作用,没有妇女形象的西藏文学,不是完整的西藏文学,所以我在这方面着力较多,这也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索穷:您对西藏妇女和女性文学的理解是怎样的?

央珍:我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小说是以贵族小姐德康・央吉卓玛的视角,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兴衰,我在尽量展现客观的旧西藏生活的同时,也着重描写了女性在近现代西藏的际遇。

如果稍微展开来谈,首先我按时间顺序,来讲讲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地位。
旧西藏,尤其在藏文化的中心――拉萨地区,虽然也认为女性没有男性高贵,但是,当一个家庭生下一个女孩时,家里人还是会欣喜地接受,很多家庭甚至希望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这样当她大点后,可以帮助父母操持家务,带带弟妹,还被认为对父母的寿命有好处。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其他的民族那么严重。

当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物质条件相对匮乏,更多的女孩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般来说,条件有限的家庭,会优先送男孩念书,因为男孩长大后要面向社会。而女性不管她多么聪慧有学识,哪怕是达官贵族的夫人,也只是在社交活动的场合上起陪伴作用。

一个女孩,如果她出身在富裕人家,尤其是城市里的女孩,长到六七岁,只要家庭有条件,她就和家中的男孩一样,送去上私塾,不会因为她是女性就取消和剥夺她的上学权利。私塾的女生,除了学会认字、写字外,还有算术和记账的训练。这显然是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在家庭生活中发挥除了家务外更加重要的作用。

那时,更有财力的家庭,在女孩受私塾教育后,还会把她们与家中的男孩一起送到印度上英国的教会学校读书。

当然,我讲的是富人家或有条件人家女孩的生活。那个时代,不管是西藏还是别的地方,更多的孩子是穷人家的,男孩女孩,都基本上是没有条件受教育的。

西藏的历史档案文献,在中国仅次于汉族,居于第二。

过去,西藏许多地方保存着大量关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家庭婚姻等内容的记录档案。比如,某家某户如何缔结婚约;婚前的财产登记;婚后若离婚,财产如何重新分配,等等。这些展现妇女在婚姻财产方面权利地位的文献,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我认为可以从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文献中,能更好地了解西藏妇女的地位。

在旧西藏,女性的婚姻基本由父母或家长做主,不管她本人是否愿意,也不管是否有情感,而且严格按等级,所以婚姻规则是“等级内婚姻”和“血缘外婚姻”。婚约,一旦确定下来,就会签订详细的契约。

总的来说,旧西藏女性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但这种不自由的包办婚姻,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当她和丈夫过不到一起,可以提出离婚。经常是妇女要求离婚。理由可以包括丈夫酗酒或赌博过度,或不顾名誉的出轨行为。离婚一般会经过彼此商议,离婚书将和结婚书一样详细,包括子女的安排、对妇女生育孩子的补偿、探视权和财产清算等。

女性离婚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嫁妆,拥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因为婚前就写好了详细的契约,所以在法律上保证了妇女的财产权。实际上,就算没有离婚,丈夫也基本无权过问妻子的财产,她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将财产转让,或遗留给子女、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捐献给寺院。

在拉萨,妇女不管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开设茶馆、酒店和旅店,或摆摊位,做点小生意。很多妇女由此而光明正大地拥有自己的私房钱。

事实上,西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也习惯于掌握财权。正如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像德康府的太太,她在家时,腰间经常挂着一串钥匙,吩咐管家做事,而老爷忙于外面的事务。当老爷去世,家里的一切更是太太拿主意,如给入赘的新老爷买官,典当自己的首饰,甚至亲自过问庄园上交来的租子。像入赘的女婿,除非他有过硬的本领,一般也不会得到家庭的财权。当然,作为男主人,女性都会在外人面前给足面子,否则别人会指责这个妇女,认为她缺乏教养和妇道。

另外,当时,在西藏也有类似今天的职业女性,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织地毯工等,不展开说了。

索穷:您前面介绍的是世俗生活中的女性,那么藏传佛教的观念在女性地位上有什么作用吗?

央珍:藏传佛教信仰前世今生,有今生来世说。一个人在此生为男性,可能在另一生是一个女性。而此生是女性,来世也许会转世为男性。比如,雄色寺的吉尊仁波切,前世是位非常有名的女活佛,现在的转世是位男性。性别只适于现世生活。

藏传佛教噶玛派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即“人人皆可成佛”,没有男女性别之分。因此,女性在理论上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

在旧时代,女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除了结婚,在世俗生活中承担相应的角色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投身宗教事务,而这就不分阶层和等级。

女性若不想出嫁,拒绝当家庭妇女的话,可以自己要求去当尼姑。出家当尼姑,有些是出于信仰;有些是想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有些是想过相对自由清静的生活;有些是身体不好,经人打卦算命认为出家有利健康,等等,原因不一。

索穷:那么别的民族是怎么看待这些呢?他们对西藏妇女了解多少呢?

央珍:著名的藏学家李安宅先生,曾先后服务于旧中国和新中国。他和夫人,作为社会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曾长期在藏区进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时,意外地发现,相比内地,藏区妇女在许多方面都享有更多的权利,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比如说:妇女可以从男性的从属地位获得独立,可以提出当尼姑;妇女无需男性的监护,可以继承和管理家产和经济事业;妇女可以自由地中断婚姻关系等等。总之,作为西藏文化的专家和顾问,他曾建议汉族妇女也应该获得像藏族妇女那样的地位。

而西方学者的不少著作,也对藏族妇女的地位,以及勤劳乐观的天性赞赏有加。

总的来说,在同一个时代,西藏妇女的社会处境相比其他地区的要好一些。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地位还是处在被支配和受歧视。如,妇女被称为“吉麦”,大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受到教育,也主要是私塾,为读佛经、长大主持家政、管理家庭财产,或进行商业活动做准备。在一些寺庙里,某些护法神殿也是禁止妇女进入。

这一状况直到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才获得彻底改观。首先,妇女在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妇幼卫生方面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照顾。现在的西藏,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有完全平等的入学和受教育机会。在农业、工业、交通、水电等各条战线上都有妇女的身影。受到良好教育的广大西藏妇女,投身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文艺创作等活动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逐渐深入,西藏妇女不仅在经济待遇上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更主要的是,政治上有了参政议政权,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在各级领导岗位都有西藏妇女。

索穷:对,您就是这期间出现的藏族女作家。那么您平时对藏族女性作家关注多吗?您对后辈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又有什么看法和要说的话?

央珍:在我们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值得借鉴的捷径,没有看过藏族女性前辈创作的小说集更不要说长篇小说,西藏的女性文学传统是相当薄弱的。但是,西藏的女性文学发展速度很快。

现在,藏族年轻一代女性作家的成果有目共睹,而且她们的很多作品超越了小女人的卿卿我我,或婆婆妈妈,或浅薄的心灵鸡汤式的东西,有着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的大气和对时代的关照,比如像尼玛潘多的作品《紫青稞》,出版后平措扎西啦给我送了一本,我用几天时间就把它看完了,非常喜欢!很多年没有看到这种小说。描写后藏农村的生活,非常扎实,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同时又是具有文化底蕴的、充满情趣和艰辛的别样的生活。如果有人要了解新时期西藏农村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她们的作品是给西藏文学添彩的。

希望她们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更多,从作品中能感受到对民族文化和命运的思考,把藏民族真实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表达出来。

索穷:与不少写西藏的作家不同,您的作品具有平视西藏的特点,既非仰望,亦非俯瞰。作为本地作家,您的文学西藏表达观是什么?

央珍: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旧西藏“最黑暗、最野蛮、最落后、最残酷”,仿佛都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那么到了八十年代,看到的一些西方的书籍上,又把旧西藏描绘成是“香格里拉”,是“净土”。现在的 “文青”驴友写西藏,又是“灿烂的微笑”、“幸福的人们”等等。

那么哪一个才是相对真实的西藏呢?

我曾经去不丹旅游,发现那个国家的旅游营销策略非常成功,从普通导游到政府官员都在维护那么一个“形象”。但是不丹就真的有那么高的幸福指数吗?国王和王妃美丽的照片从机场一直挂到旅馆,挂到餐馆,挂到商铺,挂到简陋的农舍,无所不在。看得我后来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厌倦。我问当地人为什么这样,他们私下悄悄告诉我:是政府要求挂,否则会受到惩罚。我发现他们的等级制度也很严重。所以从我的视角看,幸福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旧西藏的等级制度也很严重,当然不好,经济和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但是要说传统西藏是最残酷什么的,我也没法认同。过去,西藏人基本是全民信教,佛教倡导的是慈悲和善良,摒弃仇恨和残忍。这样的文化,人们的内心自然会滋养出很多真善美的东西,去放生,去做善事,去千方百计地保护资源和环境。比如,当时办私塾或藏医诊所,有些人是为了积德,做慈善,所以有些穷人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有的穷人也能医治疾病。说到美,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感受美,追求美,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藏的人们喜欢把房屋粉刷的漂漂亮亮,喜欢种花养花。

说到最落后,我也有疑问。我去过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有古老的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西藏的布达拉宫更雄伟、壮美的建筑。布达拉宫应该是集审美和科技为一体的了不起的建筑群,建造者不仅顾及到了建筑的美观和威仪,还进行了极高的防震防火防雷等措施,有很多科技的含量在其中,所以经过了近四百年,她今天还巍然耸立,还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我坚信,游客去西藏,不是去看钢筋水泥的高楼,不是去体验宽敞的柏油马路,而是去看古老的文明,去看布达拉宫,当然还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落后的民族是建造不出这么伟大的建筑的。

诸如此类,我作为本土出生的作家,就存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的问题,存在客观地介绍西藏的问题。肯定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本来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索穷: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您对西藏的认识吗?

央珍:我认为西藏既不是单一的“香格里拉”和“净土”,更不是单一的“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之地。藏民族和别的任何民族一样,既有自身的优点,也有诸多不足。自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七世纪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便开始逐渐远离声震大唐和西域的戎马与利剑,去追寻和平与精神生活。当然其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甚至矫枉过正,或者误入歧途,正如人类本身。因此,西藏的美与丑不在那块土地上,而在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

而西藏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西藏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写出在不同时代的彷徨和犹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化和标签化。

—–

རྩོམ་ཁུངས།  岗路巴文学 https://mp.weixin.qq.com/s/6YPGWXW7r2DigItVjW7zbg

This post is also available in: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