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穷：央珍啦您好，咱们差不多算是同龄人，我关注您的作品也很早，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小说为何不同于同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视野和手法？您的作品对西藏女性多有关注，这是为什么？
央珍：当时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中国，西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喜欢文学的，几乎人人都看《百年孤独》，我也看过，让我非常震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于是很快就出现了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的主要作家是进藏大学生，或者幼年生活在内地的汉藏结合家庭的孩子。我想，他们对西藏肯定是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发现西藏的一切和他们曾经的生活差别那么大，会感到震惊和好奇，进而产生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幻想，再加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素养和才华，于是就产生了这批作家。他们当中，写得最好最有才华的是扎西达娃。他的作品，当时一发表出来，我们都是争先恐后地看，每篇都让我们惊奇。
而我呢，从小生在拉萨长在拉萨，拉萨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活在熟视无睹的环境中，习以为常，无从产生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说，我曾经在北京读书四年，那里的人对西藏是那么的陌生和不了解，经常问我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好像我来自另一个星球，那么我就应该把西藏的生活尽量客观真实地介绍出去，所以，如何相对客观真实地反映故乡，自然就成为我的写作目标。
还有，我是女人，当然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西藏的历史和文学中，妇女的形象是非常单薄和被忽略的，但是事实上妇女的生活空间是很大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很多的作用，没有妇女形象的西藏文学，不是完整的西藏文学，所以我在这方面着力较多，这也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索穷：您对西藏妇女和女性文学的理解是怎样的？
央珍：我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小说是以贵族小姐德康・央吉卓玛的视角，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兴衰，我在尽量展现客观的旧西藏生活的同时，也着重描写了女性在近现代西藏的际遇。
如果稍微展开来谈，首先我按时间顺序，来讲讲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地位。
旧西藏，尤其在藏文化的中心――拉萨地区，虽然也认为女性没有男性高贵，但是，当一个家庭生下一个女孩时，家里人还是会欣喜地接受，很多家庭甚至希望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这样当她大点后，可以帮助父母操持家务，带带弟妹，还被认为对父母的寿命有好处。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其他的民族那么严重。
当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物质条件相对匮乏，更多的女孩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一般来说，条件有限的家庭，会优先送男孩念书，因为男孩长大后要面向社会。而女性不管她多么聪慧有学识，哪怕是达官贵族的夫人，也只是在社交活动的场合上起陪伴作用。
一个女孩，如果她出身在富裕人家，尤其是城市里的女孩，长到六七岁，只要家庭有条件，她就和家中的男孩一样，送去上私塾，不会因为她是女性就取消和剥夺她的上学权利。私塾的女生，除了学会认字、写字外，还有算术和记账的训练。这显然是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在家庭生活中发挥除了家务外更加重要的作用。
那时，更有财力的家庭，在女孩受私塾教育后，还会把她们与家中的男孩一起送到印度上英国的教会学校读书。
当然，我讲的是富人家或有条件人家女孩的生活。那个时代，不管是西藏还是别的地方，更多的孩子是穷人家的，男孩女孩，都基本上是没有条件受教育的。
西藏的历史档案文献，在中国仅次于汉族，居于第二。
过去，西藏许多地方保存着大量关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家庭婚姻等内容的记录档案。比如，某家某户如何缔结婚约；婚前的财产登记；婚后若离婚，财产如何重新分配，等等。这些展现妇女在婚姻财产方面权利地位的文献，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我认为可以从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文献中，能更好地了解西藏妇女的地位。
在旧西藏，女性的婚姻基本由父母或家长做主，不管她本人是否愿意，也不管是否有情感，而且严格按等级，所以婚姻规则是“等级内婚姻”和“血缘外婚姻”。婚约，一旦确定下来，就会签订详细的契约。
总的来说，旧西藏女性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但这种不自由的包办婚姻，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当她和丈夫过不到一起，可以提出离婚。经常是妇女要求离婚。理由可以包括丈夫酗酒或赌博过度，或不顾名誉的出轨行为。离婚一般会经过彼此商议，离婚书将和结婚书一样详细，包括子女的安排、对妇女生育孩子的补偿、探视权和财产清算等。
女性离婚时，可以带走自己的嫁妆，拥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因为婚前就写好了详细的契约，所以在法律上保证了妇女的财产权。实际上，就算没有离婚，丈夫也基本无权过问妻子的财产，她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将财产转让，或遗留给子女、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捐献给寺院。
在拉萨，妇女不管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开设茶馆、酒店和旅店，或摆摊位，做点小生意。很多妇女由此而光明正大地拥有自己的私房钱。
事实上，西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也习惯于掌握财权。正如我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像德康府的太太，她在家时，腰间经常挂着一串钥匙，吩咐管家做事，而老爷忙于外面的事务。当老爷去世，家里的一切更是太太拿主意，如给入赘的新老爷买官，典当自己的首饰，甚至亲自过问庄园上交来的租子。像入赘的女婿，除非他有过硬的本领，一般也不会得到家庭的财权。当然，作为男主人，女性都会在外人面前给足面子，否则别人会指责这个妇女，认为她缺乏教养和妇道。
另外，当时，在西藏也有类似今天的职业女性，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织地毯工等，不展开说了。
索穷：您前面介绍的是世俗生活中的女性，那么藏传佛教的观念在女性地位上有什么作用吗？
央珍：藏传佛教信仰前世今生，有今生来世说。一个人在此生为男性，可能在另一生是一个女性。而此生是女性，来世也许会转世为男性。比如，雄色寺的吉尊仁波切，前世是位非常有名的女活佛，现在的转世是位男性。性别只适于现世生活。
藏传佛教噶玛派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即“人人皆可成佛”，没有男女性别之分。因此，女性在理论上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
在旧时代，女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除了结婚，在世俗生活中承担相应的角色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投身宗教事务，而这就不分阶层和等级。
女性若不想出嫁，拒绝当家庭妇女的话，可以自己要求去当尼姑。出家当尼姑，有些是出于信仰；有些是想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有些是想过相对自由清静的生活；有些是身体不好，经人打卦算命认为出家有利健康，等等，原因不一。
索穷：那么别的民族是怎么看待这些呢？他们对西藏妇女了解多少呢？
央珍：著名的藏学家李安宅先生，曾先后服务于旧中国和新中国。他和夫人，作为社会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曾长期在藏区进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时，意外地发现，相比内地，藏区妇女在许多方面都享有更多的权利，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比如说：妇女可以从男性的从属地位获得独立，可以提出当尼姑；妇女无需男性的监护，可以继承和管理家产和经济事业；妇女可以自由地中断婚姻关系等等。总之，作为西藏文化的专家和顾问，他曾建议汉族妇女也应该获得像藏族妇女那样的地位。
而西方学者的不少著作，也对藏族妇女的地位，以及勤劳乐观的天性赞赏有加。
总的来说，在同一个时代，西藏妇女的社会处境相比其他地区的要好一些。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地位还是处在被支配和受歧视。如，妇女被称为“吉麦”，大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受到教育，也主要是私塾，为读佛经、长大主持家政、管理家庭财产，或进行商业活动做准备。在一些寺庙里，某些护法神殿也是禁止妇女进入。
这一状况直到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才获得彻底改观。首先，妇女在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妇幼卫生方面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照顾。现在的西藏，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有完全平等的入学和受教育机会。在农业、工业、交通、水电等各条战线上都有妇女的身影。受到良好教育的广大西藏妇女，投身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文艺创作等活动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逐渐深入，西藏妇女不仅在经济待遇上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更主要的是，政治上有了参政议政权，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在各级领导岗位都有西藏妇女。
索穷：对，您就是这期间出现的藏族女作家。那么您平时对藏族女性作家关注多吗？您对后辈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又有什么看法和要说的话？
央珍：在我们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值得借鉴的捷径，没有看过藏族女性前辈创作的小说集更不要说长篇小说，西藏的女性文学传统是相当薄弱的。但是，西藏的女性文学发展速度很快。
现在，藏族年轻一代女性作家的成果有目共睹，而且她们的很多作品超越了小女人的卿卿我我，或婆婆妈妈，或浅薄的心灵鸡汤式的东西，有着丝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的大气和对时代的关照，比如像尼玛潘多的作品《紫青稞》，出版后平措扎西啦给我送了一本，我用几天时间就把它看完了，非常喜欢！很多年没有看到这种小说。描写后藏农村的生活，非常扎实，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同时又是具有文化底蕴的、充满情趣和艰辛的别样的生活。如果有人要了解新时期西藏农村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她们的作品是给西藏文学添彩的。
希望她们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更多，从作品中能感受到对民族文化和命运的思考，把藏民族真实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表达出来。
索穷：与不少写西藏的作家不同，您的作品具有平视西藏的特点，既非仰望，亦非俯瞰。作为本地作家，您的文学西藏表达观是什么？
央珍：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旧西藏“最黑暗、最野蛮、最落后、最残酷”，仿佛都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那么到了八十年代，看到的一些西方的书籍上，又把旧西藏描绘成是“香格里拉”，是“净土”。现在的 “文青”驴友写西藏，又是“灿烂的微笑”、“幸福的人们”等等。
那么哪一个才是相对真实的西藏呢？
我曾经去不丹旅游，发现那个国家的旅游营销策略非常成功，从普通导游到政府官员都在维护那么一个“形象”。但是不丹就真的有那么高的幸福指数吗？国王和王妃美丽的照片从机场一直挂到旅馆，挂到餐馆，挂到商铺，挂到简陋的农舍，无所不在。看得我后来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厌倦。我问当地人为什么这样，他们私下悄悄告诉我：是政府要求挂，否则会受到惩罚。我发现他们的等级制度也很严重。所以从我的视角看，幸福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旧西藏的等级制度也很严重，当然不好，经济和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但是要说传统西藏是最残酷什么的，我也没法认同。过去，西藏人基本是全民信教，佛教倡导的是慈悲和善良，摒弃仇恨和残忍。这样的文化，人们的内心自然会滋养出很多真善美的东西，去放生，去做善事，去千方百计地保护资源和环境。比如，当时办私塾或藏医诊所，有些人是为了积德，做慈善，所以有些穷人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有的穷人也能医治疾病。说到美，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感受美，追求美，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藏的人们喜欢把房屋粉刷的漂漂亮亮，喜欢种花养花。
说到最落后，我也有疑问。我去过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有古老的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西藏的布达拉宫更雄伟、壮美的建筑。布达拉宫应该是集审美和科技为一体的了不起的建筑群，建造者不仅顾及到了建筑的美观和威仪，还进行了极高的防震防火防雷等措施，有很多科技的含量在其中，所以经过了近四百年，她今天还巍然耸立，还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我坚信，游客去西藏，不是去看钢筋水泥的高楼，不是去体验宽敞的柏油马路，而是去看古老的文明，去看布达拉宫，当然还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落后的民族是建造不出这么伟大的建筑的。
诸如此类，我作为本土出生的作家，就存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的问题，存在客观地介绍西藏的问题。肯定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本来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索穷：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您对西藏的认识吗？
央珍：我认为西藏既不是单一的“香格里拉”和“净土”，更不是单一的“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之地。藏民族和别的任何民族一样，既有自身的优点，也有诸多不足。自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七世纪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便开始逐渐远离声震大唐和西域的戎马与利剑，去追寻和平与精神生活。当然其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甚至矫枉过正，或者误入歧途，正如人类本身。因此，西藏的美与丑不在那块土地上，而在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
而西藏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西藏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写出在不同时代的彷徨和犹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化和标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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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མ་ཁུངས། 岗路巴文学 https://mp.weixin.qq.com/s/6YPGWXW7r2DigItVjW7z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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