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林芝地区所在地八一镇之一景。（拍摄于2012年9月1日）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王力雄不赞成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认为那既不准确也易误导，而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王力雄将中共的分派称之为“N派”和“N+1派”。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在这种机制中，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强弱关系会随接班转换，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2012/4/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n.html
这个分析的角度很好，分析得也很透彻。
任何人类组织都是会有派别的， 不管是政党，还是宗教。 而派别产生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 以及两者的交织。 中共党内所谓派别的产生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 意识形态作为附庸。而人类活动中， 权力是操纵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最直接手段。从权力终身制到“击鼓传花”，形式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文中提到：“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然也。 追其究竟就是权力私有化造成的。
毛去世了， 作为权力的核心持有者已经不复存在， 他的权力追随者也随之“被下台”。形成权力传承上的“肉体断代”。邓创造的隔代指定是对江的一种钳制，所以产生了N和N＋1的派别。 这是一种纵向为主导的划分。 当隔代指定失去其效用时， 派别将出现横向划分为主导的趋势， 其中最可能出现的就是R和L的划分。
党内派别的产生导致多党轮替的局面只是纯理论上一种可能。 多党轮替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权力的非私有化（这里不是指权力的公有化，而是权力的法制化）。 以共产主义和儒家思想为两大元素的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还不具备造成这样飞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