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在研究2008年的西藏抗争后，提出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王力雄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西藏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几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藏部门，还有更多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数十个部门结成的联盟。
2008年的西藏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共高层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是那次事件的显著特点。“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层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因此，王力雄认为，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共高层交流，藏人精英给中共高层写信恳劝，都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已经并非中共领导人可以独断。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2012/4/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n.html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一）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blog-post_05.html
来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26.html
从比较教条的角度讲，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是个比较牵强的概念， 或者是对民主的误解。 民主是一种全社会性质的政治生活方式，用在专权的运作方式上不太恰当。 官僚集团运作的各种特征在任何社会都是避免不了的， 包括民主社会。所以用官僚集团的“特性”来表达比较恰当。 一个小偷团伙可能有自己的保安措施， 但是不能说这个团伙具有尊重他人财产的性质。
我同意王先生提出的“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结论。 但是用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者运作“特性”来做其理由不太切合世纪。 西藏问题不是什么冤案，冤狱之类的问题， 不是“上达天听”和“下派钦差”的方式可以解决的。 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种族，军事等各种问题的综合。 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就是体制的变革。换一句话说，没有自由的中国， 就不会有自由的西藏（吐蕃）。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讲，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就在这个问题的产生，即西藏就体制和共产主义体制的碰撞以及一系列反应。 藏人如果不冷静思考自身社会的弊端而做出相应的变革，那么在西藏问题中永远处于政治现实中的下风。而大陆当局的本质已经决定不可能给藏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台湾和流亡藏人群体的民主体制的健全是对大陆的当头呵棒，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是高于政权的。如果没有自由和民主，国际承认和独立也只有其最初级的意义。没有民主和自由做为基石，再强大的政治建筑在我们这个时代都会倒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