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我第一次看见汉人，可能是1952年。那是准备修路的汉人，拿着旗帜，吹着口哨，带着各种仪器。大人们都叫他们是“加米色波”，意思是黄汉人，因为他们穿的是黄颜色的军装。那之前就听说过汉人了，说汉人要吃小孩，是魔鬼。所以汉人来了，村里的孩子们又害怕又激动，胆战心惊地偷偷跑去看。通司（翻译）是个藏人，抓住一个男孩子问了句什么，男孩子吓得结结巴巴地，胡说了一通，让汉人们哈哈大笑。孩子们吃惊地交头接耳说：快看快看，汉人的笑和我们的笑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村现在是乌郁乡的扎西岗村，当时属于我们康嘎家，康嘎是我父亲原来家族的名号，我父亲分家后另立的名号叫哲江，我就出生在乌郁康嘎家里，那是1943年。扎西岗下面有一块荒地，长不出青稞，全是石头、砂子，后来“农业学大寨”时使劲地翻过，也长不出青稞。当时筑路队的帐篷就搭在那儿，四四方方的，很多很多，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辈子要住在那儿。
筑路队可能是1953年来的，起先来的都是汉人，后来招了一些当地的藏人。公路是从拉萨修到日喀则的，但不是现在的新公路。当年修的那条老公路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了，但有时也可以用一用。在村子附近过去还有一个兵站，现在废弃了。
筑路队的汉人都穿的是蓝衣服，所以都叫他们是“加米翁波”，意思是蓝汉人。那时候，我们哲江家开始盖新房子，后来成了乌郁乡的乡政府，现在已经被拆了。我爸爸是努玛溪卡的溪本（庄园主），经常会被筑路队请去吃饭。可能因为我长得好看吧，父母总是带着我一起去赴宴。我就是在那样的场合第一次吃到了油炸花生米，觉得香极了，一个劲地吃个没完，筑路队的本波（官员）就把装花生米的碗放到我的面前，我很高兴，把胸前的藏装往下一拉，花生米全倒进了怀中，结果回家后，胸前一片油。那时候我刚满10岁。
筑路队的汉人常常来我们家里，跟着他们的翻译都是藏人。我姐姐就爱上了一个翻译，名叫贡保才旦，安多藏人。他戴着鸭舌帽，穿着中山装，个子高高的。他第一次来我家，我姐姐就被迷住了。可是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日喀则城里的一个贵族少爷，那个少爷不好看，黑黑的，鼻子很大，跟着他父亲来过我家里，我假装倒茶看清楚了他，赶紧跑去给不能露面的姐姐一形容，姐姐根本就不想嫁他了。
筑路队的炊事员喜欢我们家的青稞酒，我就经常带着佣人去送青稞酒。我那时正是好奇心很强的年纪，喜欢看稀奇，于是看见他们吃白米饭，菜就是黑豌豆，远不如我家里吃的好。炊事员常常回赠我们一缸子四川豆瓣，跟印度辣椒的味道不一样，很好吃。缸子是白的，上面写着红色的汉字，后来我跟你父亲谈恋爱后，见到他也有那样一个缸子。
筑路队在我的家乡差不多呆了一年多，有指挥部、医院，还搭了演戏台，篮球场。筑路队有时候放电影，我第一次看电影时眼睛都直了，但是放的什么电影我忘记了，反正一句汉话也听不懂。宣传队经常来演出，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鹅毛扇子跳舞，我稀罕极了，回家后用羊毛做成扇子，学她们跳舞。
1953年，我哥哥从拉萨回来了。他很小就被送到拉萨，在纳戎夏医生的私塾学校上学。我哥哥比我大6岁，那时候已经很革命了，家里二三十个佣人吃饭时他就坐在中间，说要把土地和牛羊分给他们，佣人们全都埋着头偷偷地笑，他们一定觉得哲江家的少爷疯了。我父母很生气，训斥哥哥说，如果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的话，不会留下一块干的石头；可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你在这儿瞎说什么？
那时候，我哥哥已经把他的长发剪成了革命式样的短发。他拿着剪刀，到处剪头发。剪佣人的辫子，还剪了我的辫子，我不愿意，可是哥哥一剪刀下去，我只好哭着认命了。我害羞死了，家里人都叫我“加姆果”，意思是汉女人的头，我只好整天在头上裹着个头巾。
剪了头发的第二天，家里来了筑路队的汉人要买糌粑，那个最大的本波挂着相机，看见我就要给我拍照片，是在我家房顶上拍的，我穿着平时的衣服，靠着拉登（日喀则话，拉萨话叫“拉足”，过新年时在房顶插经幡的地方），后来妈妈看见照片不高兴，说我什么地方靠着不好，非要靠着拉登。
那个拍照片的本波，一只眼睛没有了。他从来都戴着墨镜，镜片黑黑的，看不见他的眼睛。村里的孩子们都很想看见他取了墨镜的样子，有一次果然看见了，那只瞎了的眼睛里装了一个像玻璃球的东西，很吓人。想起来，那时候见到的汉人里面最像魔鬼的可能就是他吧，所以他要给我拍照，我不敢不答应，但照相的时候连一点笑容也没有。
那次一起来的翻译不是姐姐喜欢的那个安多，是打折多（康定）的一个藏人，叫白洛，后来当过区交通厅的厅长，现在退休了，有时候会在打麻将的场合碰见他。几天后，他把洗了的照片送过来了，还洗了好几张。
不久，我被哥哥带到拉萨去上学。我们住在舅舅家里，就在木如寺那边，我舅舅当过帕里宗的宗本（县长），解放军进藏的时候，他是昌都总管阿沛的侍卫官，昌都战役后，他也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我被送到刚刚成立的拉萨小学，可是我太想家了，在得到了一套呢子做的汉装后，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可是哥哥坚决不同意，硬是让我学了快一学期，正巧我爸爸到拉萨办事，我就跟着父亲一块儿回家了，把那套汉装送给了佣人的儿子。
在家里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哥哥又回来了，然后又把我带到拉萨，继续在拉萨小学学习。哥哥越来越革命，加入了当时风靡拉萨的青年联谊会，那是一个很时髦的组织，像个演出团体，很多年轻的贵族男女都在里面搞活动，但我还小，对那些没有兴趣，我只想回家。1955年，哥哥去了北京，读中央民族学院。他一走，我也就骑着马回到了乌郁乡下。
1956年，我爸爸被人毒死了。第二年，我和姐姐去了拉萨，从此许多年之后才回过乌郁。姐姐是为了逃婚，而我是不喜欢新来的继父。我们俩在拉萨上了藏干校，就是培养藏族干部的学校，算是就此参加了革命。
图为我少女时节的母亲（摄影者：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