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我收到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先生的邮件，告知住在伦敦的噶雪·嘉央曲杰（Jamyang Choegyal Kasho）先生因感染Covid-19，于3月24日凌晨1:25分在当地医院去世，享年81岁。他是在瘟疫高峰前入院，得到了妥善照料，而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坚定的佛教信仰让他走得安详，无畏死亡。
几个小时后，藏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先生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还发来了噶雪·嘉央曲杰先生为他的父亲、图伯特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噶雪·曲吉尼玛撰写的传记《In the Service of the 13th and the 14th Dalai Lamas: Choegyal Nyima Lhundrup Kashopa–Untold Stories of Tibet》的封面。封面上有帧众多人物合影的旧照，是1950年代初西藏噶厦官员在拉萨的尼泊尔领事馆内拍摄的。茨仁夏加先生为这本英文著作写了前言。
我与这本传记是有缘分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在写作时，通过他的侄子、居住德国的书法家杜琼·平措茨仁（Puntsok Tsering Duechung），向我要过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批斗的照片。那两张见证历史的黑白照片，众所周知，是我身为中共军官的父亲拍摄的，与他在同一时期拍摄的更多披露雪域高原遭受文革劫难的照片，收录在我对西藏文革的调查和写作的《杀劫》一书中。《杀劫》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已被译成藏文、日文和英文，而英文版就在本月出版。
那两张照片值得在此介绍。曾为西藏噶厦政府重要官员的噶雪·曲吉尼玛，在中共军队进入拉萨后，积极向外来政权靠拢，是当时被称为“爱国上层人士”的诸多贵族中的一员，但在文革时却被当做“牛鬼蛇神”受尽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现的，被男女红卫兵押着后背的他，头戴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写着：“牛鬼蛇神、最爱夺权的坏人噶雪·曲吉尼玛，彻底消灭”，身穿旧时的锦缎官服，脖子上被挂了女人用的金银首饰和一大摞西藏纸币，右手拿着一个两面鼓——这是一种系有鼓槌可以两面敲打的小鼓，藏语叫做“达玛茹”，以讽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两面派。噶雪·曲吉尼玛被斗过很多次，曾经在所属的河坝林居委会连续被斗十四天。白天去打场劳动，晚上被斗到深夜，从始至终都得低头弯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满。幸而他是一位罕见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尽管如此沦落，还是熬过了文革十年，重又成为共产党的统战人士，当上了中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6年以83岁的年纪在拉萨去世。
噶雪·嘉央曲杰先生还请我对他父亲写了相关评述，译成英文后印在了2016年出版的传记上：“噶雪·曲吉尼玛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深入地参与了西藏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龙厦事件’、‘热振事件’、‘驱汉事件’等。在研究和讨论西藏近代史的时候，他的生活和工作不容忽视。”不过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机会得到这本书。
噶雪·曲吉尼玛有四个儿子。长子噶雪·顿珠在文革中自杀，年仅44岁，在那之前他是西藏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曾以“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随中国共青团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更早以前他是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员，因就读印度一所著名的贵族大学，担任过达赖喇嘛的英文秘书。我见过他的照片，是一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的年轻贵族藏人，可惜他这位新政权的合作者，最终毁于对方之手。
噶雪·曲吉尼玛的二子应该就是噶雪·嘉央曲杰。事实上，他于1991年突然离开拉萨流亡英国，在当时的拉萨是令人震惊的大新闻。因为他是隶属西藏自治区官方的西藏宾馆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他后来一直居住伦敦，再也没有回过拉萨。
从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写的悼念文章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噶雪·嘉央曲杰先生的流亡生涯：“自1991年离开拉萨到了伦敦以后，他毫无保留地用他的知识、经验为图伯特讯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TIN) 工作了十五年。跟他共事过的同事、朋友都记得，并且会不断怀念他一贯的、生动而精准的洞见，还有他永无止境的热情和风趣，以及他对藏汉谚语的丰富学养。”
作为图伯特讯息网的创办人，罗伯特·巴内特先生认为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一位“广受尊敬的翻译、分析人士和写作者”，他的著作“不但记录了他的父亲在1940年代担任噶伦以降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也从一个重要的但之前未被充分研究的、非主流的视角，详细地呈现了那个时期图伯特政坛精英之间此起彼落的派系分合。……他在书中拒绝以二分法简化历史，并且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图伯特宗教信仰的坚持，对本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似乎由于他在中国政权统治下的西藏担任中级干部三十载，却不断增进的对图伯特民族的国族认同。”
据罗伯特·巴内特先生告知，因为我提供照片、撰写简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对我心存感激，总是时有提及，虽然我们从未有过见面和联系。然而这其实微不足道，无须挂齿。事实上在写作《杀劫》一书时，我得到了他的弟弟噶雪·伦珠朗杰先生非常多、也非常重要的帮助。伦珠朗杰啦应该是噶雪·曲吉尼玛的四子，而他的第三个儿子，我大致记得是官方性质的西藏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已于数年前病故。伦珠朗杰啦是《西藏文艺》主编，诗人，我因曾在《西藏文学》任职编辑，而这两个编辑部都属西藏自治区文联，我们也是因此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来，包括我因一部散文集“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逐出体制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见面，他都寄予我真挚的关怀，令我感动至深。但他于三年前在拉萨病故，我闻讯后写了一首诗纪念他。其中写到的这个细节，此刻浮现眼前，不禁令我泪目：
有次提及幼年时在北边细沙滩见过的白鹤，
他展开双臂，优雅地，比划着振翅的动作：
“夏天飞来，冬天飞走，这些起舞，那些落下，
见到的人都心生愉悦……但以后再也见不到。”
让我把这首诗的最后几句，也献给在异国离世的噶雪·嘉央曲杰先生吧：
夜空深邃多变，月光暗淡下来，犹如宿命一般，
他缓缓现身，以素来谦恭的手势遥指身后，
如同邀我随他重返往昔而不是受苦的轮回，
“再见，格啦……”我喃喃低语。
（“格啦”是藏语对先生的敬称。）
最后，要补充的是，噶雪·嘉央曲杰先生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被这场发端于中国武汉，并已蔓延全球的大瘟疫夺走生命的第二位境外藏人。第一位是住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69岁男性。据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网站3月30日的报道，被Covid-19感染的流亡藏人为6人，分别住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等地。而境内藏人被感染的人数，据中国官方的公布，例如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就有多达73名的确诊病例，应该都是当地藏人，目前据称全都治愈出院。
2020/4/7，于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4072020115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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