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扶手椅革命家”憎恨西藏

为什么“扶手椅革命家”憎恨西藏（译注1）
Why Armchair Revolutionaries hate Tibet，是High Peaks Pure Earth博客（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对布伦丹‧奥尼尔(Brendan O’Neill)发表在《美国保守党人》杂志的文章〈为什么自由主义者热爱西藏〉(‘Why Liberals Love Tibet’)的回应。虽然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右翼的杂志内，然而布伦丹‧奥尼尔是现在已经停刊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杂志（Living Marxism）的前主编，目前亦是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
译者：台湾悬钩子
就像布伦丹‧奥尼尔的白痴文章一开头就诉说了他的自白，我也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起头。我自己也有一段长期在伦敦街头抗议游行的历史。事实上，比奥尼尔还久。我的第一个街头示威的经验是反对英迪拉‧甘地在印度实施紧急状态（译注2）。自那时候开始，参加街头游行的次数我已经数不清。如果奥尼尔认为人们抗议，是因为他们想得到别人的赞美，那么他就可悲地错了。我们游行是因为我们反对不义。
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人士，我对于各种形容我们的污名非常熟悉。当我在街上游行反对英国警方为威慑亚裔人与黑人的“截停与搜查”(Stop and Search)立法；抗议英国移民局所实行的处女膜检测（译注3），我记得当时我被形容为“黑鬼”以及“吃社会福利饭的懒虫”，还有，当我跟“解除核子武装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一起示威游行时，被形容为一个共产党人的马前卒。当我在街头游行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时，我记得被形容为不了解黑人、又从来没有与他们为邻的人。所以奥尼尔的批评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他只是他理论上所应痛恨的特权阶级的一部分，他的批评，只是把前人的说词伪装为一种新奇而且原创的见解。
奥尼尔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说，亲西藏的示威者，都是对西方失望的浪漫派，并且是由西方中产阶级构成的。世界上所有的抗议运动，都曾经被指控为过于浪漫，而且是由中产阶级的行善者所组成的。所以这类的批评没有什么新奇的，而奥尼尔只是反刍过去的人对抗议运动的批评。环保人士与动物权的抗议人士，常常被指控为从小看太多《小鹿斑比》、或者国家地理频道（在南非，现在他们被称为“抱小白兔者”(‘white bunny huggers’）。我猜测奥尼尔也会描述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者，是一群罗曼蒂克的中产阶级，从小抱着“玩具小黑人”长大的。以色列人常常描述亲巴勒斯坦的运动，就是充斥着头戴彩巾的革命家那种浪漫不切实际的形象。西方国家也常常贬低“解除核子武装运动”，说他们是苏联的同路人。这种抹黑抗议者的手段，对于压迫者与他们的盟友来说，是一种常用的策略。
而中产阶级参与抗议运动的事实，说明的是西方社会的性质，特别是英国充满阶级与种姓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层面上，我们也许可以批评抗议者的阶级成份，但认知不义的能力并不只限于特定阶级。最偶像级的左派革命人士，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即来自中产阶级的背景，而且本人还是个医生，这个最布尔乔亚的行业。他当时岂是将波利维亚的农民生活浪漫化？或者他真实感受到弥漫南美社会的不公不义？为正义公理的奋斗，不受阶级的拘束；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的话，那么就没有革命会真正发生。让我们看看英国的工党议员，东尼‧班(Tony Benn)的例子，因为他的家族乃属于英国的上流社会，所以他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进到矿坑，脸孔漆黑地实际扛媒袋出坑的经验。这是否意谓着他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就是因为他对于韦尔斯翠绿色山谷充满罗曼蒂克想象的缘故（译注4）？
奥尼尔文章的另外一个论点，就是支持西藏，刚好符合西方政府的利益。如果你对于历史有任何一丁点了解，你就会知道，自从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亚洲以来，西方在处理与西藏的关系上，一直都是亲中国的。明显的是，透过西方与西藏的来往，中国成为西方宝贵的策略伙伴。在十八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因为害怕沙俄的扩张，所以采取了亲中国的立场。中国被视为可以阻止沙俄入侵中亚的方法。如果西方过去真的这么反对中国，为什么西方政府不承认蒙古与西藏的独立？蒙古在1911年宣布他们自清朝独立，可是要一直等到苏联解体后，美国才承认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样地，西藏在1911年宣布独立时，英国不支持，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在冷战期间，中国就是西方国家围堵苏联的实质盟友。当时对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虽然事实显示，许多人逃离中国前往中亚，因为在苏联国家生活比较容易。
今日，西方政府与跨国企业敬佩目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最近，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Fiat)，对中国政府道歉，因为他们请知名的亲西藏美国男演员李查‧基尔来拍广告。为了什么？谁有听说过跨国企业对独裁政权道歉的？想象如果一个西方的跨国企业对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道歉？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道歉？就为了他们在广告中启用了反对他们政权的名人？为什么世界知名的网络大企业，如谷歌与雅虎很高兴地遵从中国审查官的要求，而且愿意允许把网络写作者送到牢里？他们代表的是西方的反华势力，还是他们是为了利益而与中国政权沆瀣一气？
奥尼尔的另外一个批评是藏人与他们的友人，都是卢德派（译注5），反对发展的人。奥尼尔不了解的是，藏人反对的性质。藏人并不是反对发展。藏人反对的性质，乃是反对殖民式的剥削与资源的掠夺。如果他小心地研究西藏的发展与资源取用的模式，他就会了解这是经典的殖民剥削：在地的人民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无所获，而殖民的政府独占了所有的利润。就拿西藏与中国之间兴建的铁路作为例子好了；无疑这是伟大的科技成就，并且需要庞大的资金投注，但该条铁路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完成并巩固殖民的征服。所以，藏人为什么要支持强化他们被殖民的发展计划？你觉得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当年在满州兴建铁路是充满感恩戴德的心情吗？事实上，我的许多藏人朋友，甚至不被允许搭乘前往他们家乡的火车。
“扶手椅革命家”如奥尼尔之流，憎恨藏人，因为我们不说他们的语言。我们举的标语上没有他们熟悉的脸孔，如切‧格瓦拉。我们不会身穿卡基布的革命装。我们的领袖不会说他们所了解的语言，我们也不讲标准的革命语言，也不对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左派尊为神明、他们所熟知的人物鞠躬。结果是，我们对他们而言，是很奇怪的一群人。
对于西方的“扶手椅革命家”，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危险，因为我们让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受到打击，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每个人都必须遵从西方进步与现代化的形象。对他们而言，中国就是进步的完美例子。今日，中国抛弃了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变成仿效代表西方所有事物的大师，从弹钢琴到穿西装等等。在一个简单的层次上，看看衣着：中国人不喜欢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因为这样代表“落后”。而我们藏人仍然穿着我们传统的服饰，所以就被视为抗拒现代化与进步的落后民族。对我们而言，这是我们拒绝投降的表征。
“扶手椅革命家”有一种固有的成见，反对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物，所以我们的抗议运动，起源于一个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不能接受宗教的价值也可能是社会改革的一种来源。马丁‧路德‧金在美国为黑人平等而奋斗，其内在驱迫他的价值就是基督教的价值。同样地，西藏的坚定友人，南非的戴思蒙‧图图主教，是领导信众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人。天主教的解放神学家（Liberation Theologists）（译注6）也是挺身反抗南美独裁者的先锋。所以，藏传佛教也可以提供争取社会正义的一种基础。奥尼尔说达赖喇嘛不是民选的，又说达赖喇嘛是社会改革的障碍物。虽然达赖喇嘛这种制度本身没有什么民主的地方，然而在奋斗中，人们总是会寻求最能传达他们理想的代言人。截至目前为止，达赖喇嘛提供了一种统一我们的力量，而且一直都是一位敢言敢当的人物。他过去五十年来如此为西藏的人民努力不懈，我们为什么应该舍弃他？全世界各地都有被罢黜的国王与神职人员，他们不是跑到法国南部去定居，就是变成新世纪的宗教上师，然而达赖喇嘛却为了他所代表的人民扛起了各种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对藏人而言，他仍然还有意义的缘故。
不管“扶手椅革命家”选择加诸在西藏抗议者身上的若干名词——树木拥抱者、斑比爱好者、搞不清楚状况的女同性恋、浪漫的嬉皮——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一群被极权者蔑视的长长抗议者名单之内。“扶手椅革命家”可能是白痴，但他们对于独裁政权而言，还是有用的宫廷小丑。
译注1：扶手椅革命家是armchair revolutionaries的直译，armchair本身即有光说不练，光讲理论而不懂实务，只会批评而没有亲身参与之意。
译注2：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在1975年6月，阿拉哈巴德的印度最高法院发现英迪拉‧甘地在大选期间派一个公务员在自己的竞选阵营里服务。从技术角度来讲，该次选举应该作废。所以法院裁定她要退位并在未来六年中禁止参加选举。
英迪拉固然提出上诉，但她的政敌却咄咄逼人要求她辞职。他们在全国发起示威，示威后期演变成骚乱。人民党则劝喻警方如果被要求开枪镇压时不要执行。公众的不满、艰难的经济环境、以及反应迟钝的政府令印度的时局愈演愈烈。其后，人民包围了议会和英迪拉的居所，要求她下台。
英迪拉随即要求总统艾哈迈德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艾哈迈德是一位属于保守派的政治人物，亦是英迪拉的忠诚伙伴，在确保了国家紧急状态的实行后，英迪拉下令警察和军队镇压示威和骚乱，并下令逮捕反对政党的领导层。在所有印刷媒体在被信息广播大臣所控制的情况下，警察从而亦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和拨款。大选则被无限期延后，所有非执政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都被解散。（资料来源：中文维基百科）
译注3：1979年2月1日卫报报导了一位妇女在希斯洛机场的海关，接受了“处女膜检验”。此篇报导引起众愤，接下来媒体继续发现该妇女所经历的羞辱，并非单一个案。舆论要求工党政府举行公开调查，被拒绝，接下来上任的保守党政府也拒绝。然而监视族群关系的“种族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采取了行动，开始对英国的移民程续进行独立调查。1985年该委员公开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英国海关对各个族群常常有偏见与成见，而处女膜检验就是用来区别南亚新娘（特别像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回教国家）是否想要利用结婚作为借口来英国非法居留的方式。此报告的出炉，使得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不得不承诺改进移民处理程序，朝向更公开更透明迈进。
译注4：东尼‧班（又译东尼本，东尼汴恩）是英国工党的资深国会议员。他的祖父在1914年被授予男爵头衔，而他的父亲，则是埃塞克斯郡的史坦斯盖子爵(Stansgate Viscount)，亦曾担任英国派印度事务大臣。东尼‧班为次子，他哥哥于二战中意外死亡后，由他继承该头衔，然而他已是下议院的国会议员，他不想接受爵位，因为这样意味他必须放弃下议院的席位，成为上议院的一员。终于在1963年的贵族法修法后，让他得以放弃该头衔。他在1974年成为哈洛德‧威尔森（Harold Wilson）内阁里的工业事务大臣，1975年改任能源事务大臣，他是英国少数担任政府工作后左倾的政治人物。
译注5：1811年开始在诺丁罕郡出现、之后两年遍及英格兰，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床的卢德分子（Luddite）(港译勒德分子，其实比较接近其发音，这里是遵从大英百科的翻译)，此名称由来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自称卢德王（King Ludd）。稍后，“损毁机器”就在英国变成可以处以极刑的罪名。1813年有十七名卢德分子在约克市(York)被处以绞刑，其他人则被运送到澳洲坐牢。
后来泛指所有反对科技进步与科技改革的人。
译注6：解放神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在拉丁美洲天主教界中成形的一个神学主张。其主张信仰上帝的人（即是“上帝的选民们”）应该要关注人间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例如贫穷的世袭化、经济资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与种族歧视问题等，这些都是解放神学所要解放的对象。
来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0/blog-post_01.html